来源：新京报
根据三年前亚太地区控烟协会组织执委会的投票决议，2016年，APACT会议将首次在中国举行。5年前，中国在国际控烟大会上，被与会200名全球NGO代表一致授予“脏烟灰缸奖”，国际声誉已受重创；去年，广受舆论质疑的“烟草院士”事件，被国际控烟领域评为2012年十大事件之一，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控烟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质疑、谴责中国政府控烟不力的主要证据。昨日，黄洁夫与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共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扭转中国控烟颓势的契机与希望。
对话动机
17日，第十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APACT)将在日本千叶县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将派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
然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控烟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坦言，感到参会有些压力，主要是中国近年来在控烟工作上进展不大。2012年50多位中外专家对中国“控烟履约”评分仅37.5分，国家层面尚未有“控烟立法”，全国吸烟者超过3亿，7.4亿人在吸二手烟，女性、青少年吸烟率还在上升，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如何发出有利于改善国家形象的声音？”赴日本前，黄洁夫与卫生计生委、控烟协会相关负责人梳理了中国控烟的现状、形势和可行的突破策略。
对话人物
黄洁夫：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控烟协会会长。
谈烟草院士
伪科学命题学者获誉
新京报：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是个非政府组织会议，为何国家卫生计生委要委托你率团参会？
黄洁夫：APACT会议是国家搭台，社团唱戏的机制，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控烟履约”工作的国家意志，反映的是国家的控烟形象。
看看周边控烟积极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政府的明确支持。我国的香港和澳门，都是特首高度重视过问此项工作。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在控烟上也是进步很大，就连吸烟率一直很高的俄罗斯，这次也由普京总统专门出来宣布控烟的决定。
卫生计生委领导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考虑到与原卫生部工作的连续性，再加上我现在兼任中国控烟协会会长，故由我率团参会。
新京报：但中国的控烟履约表现似乎一直比较糟糕，被舆论质疑了一年多的“烟草院士”至今未被撤销，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黄洁夫：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最高科学荣誉，竟然授予研究“卷烟降焦减害”伪科学命题的人，这个事说不过去。因为“烟草院士”，很多国际组织、控烟人士谴责中国。
我们这次去日本开APACT，“烟草院士”将是我们代表团要面临的质疑。其实这个问题社会上有许多反响，希望工程院妥善处理好此事，其实工程院中生物医学部全体院士均有一致的意见，遗憾的是久议未决，此事仍在发酵，影响国家形象和我国控烟工作的“国格”。
谈控烟策略
领导带头戒烟很关键
新京报：你是负责领导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生，国家的高层领导抽烟吗？
黄洁夫：就我所知，中央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不吸烟或者已经戒烟。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过去吸烟甚多，但在晚年生病时知道吸烟的危害，马上戒烟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戒烟的，不是外面传的一生都在吸烟。
我在临床工作，当告知病人吸烟对他的身体有害时，绝大多数的患者听从劝告，立即戒烟了，即使有极少数领导还有吸烟习惯，但他们都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新京报：可是在地方、基层，领导干部在会议室里喷云吐雾的情况好像很多。
黄洁夫：控烟的氛围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形成。在地方上，不少基层干部由于工作压力等原因，吸烟现象很严重，这与他们经常有人给送烟，还有公务烟不无关系。这也应该是现在中央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该杀的歪风。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主要领导在公共场所吸烟，一般人很难予以干预，即使有法律，也无人“执法”。
新京报：能否说，一大批爱抽烟的基层领导干部，是中国控烟前路上的壁垒？
黄洁夫：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大多数领导同志是有觉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吸烟者有吸烟的自由，但不吸烟者也有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吸烟实际上是一种生理上依赖成瘾的疾病状态，有个健康的无烟环境也有利于他们戒烟。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文件，明令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在工作场所都不能抽烟。
这和医生对患者的示范作用一样，如果医生在给病人诊病治疗时还抽烟，就不配当医生。接下来，国家卫计委也会出台相应的加强无烟医院建设的规定，为保护青少年，教育部门也在积极创建无烟学校。
谈控烟进展
高层领导会大力推进
新京报：“烟草院士”会让代表团觉得丢脸吗？该怎样应对其他国家的质疑？
黄洁夫：不是代表团丢脸，而是整个国家蒙羞。因为我们要举办下一届APACT会议，所以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树立我们国家正面的积极的控烟形象，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近来有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大规定，现又正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相信这件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中央高层领导一定会大力推进。
新京报：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已经拖了多年，这一次有没有时间表？
黄洁夫：鉴于“烟草工业”涉及国家经济，立法的时间和内容均要“审时度势”。鉴于全球科学研究均表明吸烟严重危害民众健康，给社会与家庭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在公共场所吸烟也侵犯公众的环境安全与公众健康等基本权利，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立法时机应该抓紧，这也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
新京报：尽快出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你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黄洁夫：人民健康和国家形象。中央领导集体现正在凝聚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我想实现了这个梦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民众吸烟率低的国家。据悉，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控烟，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工作一定会加快。
谈戒烟
戒烟治疗应纳入医保
新京报：现在中国吸烟率高达30%以上，要让烟民都戒烟现实吗？
黄洁夫：目前，我国每年归因于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0万，7.4亿人遭受二手烟危害。很多妇女儿童并不抽烟，却患烟草相关的疾病，青壮年与妇女死于心脑血管病与癌症的数量正在增加。
我一直跟控烟协会的同志们说，控烟工作着力点不是部门之间打架，而是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推动国家控烟立法，保护公众健康。要告诉吸烟者，如果尊重别人，就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如果爱自己的妻儿，就不要在他们面前抽烟。
另外，要加强烟草健康危害的科普教育，营造无烟的公共环境，还要有一个有利于烟草企业和烟草种植业转型的经济政策。
新京报：前些年，各地很多大医院都建了戒烟门诊，后来，却因为病人少难以为继，你怎么看？
黄洁夫：刚才说了，吸烟是一种疾病，烟草危害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要搞好戒烟门诊，不能只埋怨烟民都不戒烟，关键是国家要加大对遏制烟害的投入。
现在，戒烟的设备、药物都很贵，普通群众难以负担。我支持将戒烟治疗纳入医保的建议。现在，吸烟导致的疾病负担支出，已超过烟草税收。如果国家支持烟民戒烟，降低吸烟率，也是减轻未来的疾病负担。
新京报：因为你的官员身份，会不会觉得民间控烟组织、控烟人士的行动、言辞太激进？
黄洁夫：我不这样认为，民间的声音很理性。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党内民主，各个政府部门，要倾听授予他们的权力的民众的声音，不要无视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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