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曾经在《甲方乙方》里饰演渴望吃苦的大老板的叶京曾经说过：“紧密团结在王朔周围，才能像冯小刚那样红。”可见王朔对冯小刚的重要性。1994年，冯小刚执导的首部电影《永失我爱》就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并由王朔当编剧，至此，两人开始“冯导王编”的合作模式。甚至有人说，冯小刚是在模仿王朔的语言风格中成长起来的，后来，冯小刚也试图转型，但到底还是未能彻底完全干净地摆脱王氏风格的影响。这么多年来，冯小刚的电影曾经留存着多少朔爷的影子？不过，王朔、冯小刚最新合作的贺岁大片《私人订制》引来骂声一片，“王氏美学”已经到了西山末日的时候了吗？且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系教授陈旭光如何解读。
《私人订制》的尴尬在于不俗又不雅
记者：您对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如何评价？
陈旭光：从对电影的艺术要求和文化要求这两个角度上讲，我对这部电影的总体评价的确不高。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看上去有点奇怪，它不像早前的《甲方乙方》甚至更早的《顽主》，缺少那种接地气的世俗气息和对社会的调侃。在《顽主》和《甲方乙方》里，你会觉得如葛优、张国立饰演的那些小人物很亲切，很接地气。因为这些小人物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主流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他们是用一种调侃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生存状态的一些人。
但现在可能冯小刚的心态比当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作为今天电影界的成功人士，富有阶层，他又想通过表现“俗”来接近观众，又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俗。所以就做得既不俗又不雅，感觉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我感觉这部电影不是冯小刚的诚意之作，他的诚意之作是像《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在《一九四二》中，他用影像去记录了中国人的“痛史”，这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
记者：但是《一九四二》的票房不好。
陈旭光：在《一九四二》的电影票房失败之后，我认为冯小刚有一股怨气，以至于他跟所有诟病他的影评人，以及所有持批评态度的观众着急。因此前段时间他才会在微博上对影评人“大加挞伐”。在《一九四二》之后，他对整个受众群体有些失望。
就像他针对这部电影所说的“成全别人，恶心自己”，我感觉这是他导演心态的自然流露。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把这部影片太当回事，怀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希望他能拍出更好的电影。或者，我们可以期待他拍出介于《一九四二》这种严肃的曲高和寡的作品，和《私人订制》这种既不真俗也不真雅的电影之间的优秀作品。
如果《私人订制》真做到了俗，也会有很多观众真正喜欢的，可它其实又不俗。像电影里官员的心态、电影导演的心态，这是很难引起共鸣的。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的内心也是比较丑陋、古怪的。
记者：您会因为《私人订制》对冯小刚失望吗？
陈旭光：我对冯小刚没有失望。如果只是针对这部电影而言，他就是心里有一股气，又抱着玩一把的心态，所以作品才会显得差强人意。再者，他自己的心境已经不可能让他做到真正的俗了，这种不接地气的情况下又要求他拍这种娱乐的贺岁电影，所以《私人订制》是他在几头受气的情况下拍成的。
冯小刚的适度“煽情”是一个好策略
记者：冯小刚在微博上写：“我尽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场。”不知您对他这个自评怎么看？
陈旭光：我对冯小刚的评价和期待还是很高的，他是能做到大雅大俗的导演。他俗的作品像早些年的《甲方乙方》《非诚勿扰》，“俗”得让普通百姓喜欢。他也能雅，能拍出主旋律的电影，如《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和《一九四二》。
记者：从1997年冯小刚以《甲方乙方》打响内地贺岁片头炮，17年来，他的每部贺岁片都备受关注。不知您怎么看这些年的冯氏贺岁片？
陈旭光：冯小刚拍贺岁片，他心中有普通百姓，他拍摄这些作品都是想讨广大观众的喜欢，他具有这种力求通俗化的用心。冯氏贺岁片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带有一定类型性的作品，他的喜剧，具有招牌作用。
记者：除了冯氏贺岁片，您刚刚也提到冯小刚还拍了不少其他类型的片子，比如《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以及《一九四二》，很多人认为冯小刚不适合拍这种沉重题材的电影，甚至认为他过于“煽情”，您认为呢？
陈旭光：我觉得煽情并不是坏事。好莱坞的很多大片电影都是煽情的，只要别太露骨就可以了。想办法让人动情，这是一个好策略。像《唐山大地震》，把国家的灾难和家庭的灾难结合在一起，这其实颇为好莱坞化，是具有中国传统情节剧和好莱坞情节剧的优点的。这种“煽情”无可厚非，它把原来宏大的国殇、国难的话题，转化到一个家庭中，让一个母亲选择留儿子还是留女儿这样的二难悖论，并表现出日后不能彼此理解造成的感情冲突，这个策略是对的。至于冯小刚的处理是否自然和妥帖，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和考虑。
王朔的创作过了高潮在走下坡路
记者：冯氏贺岁片跟编剧王朔是分不开的，我们能不能说存在某种王朔风格的电影？
陈旭光：当然，他们是同一代人，是性情相投的一类人。是“顽主”的一代、“大院”子女的一代。
记者：王朔对中国人语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对影视也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冯小刚、徐静蕾、葛优，没有冯氏贺岁片。从过去到现在，您怎么看王朔的作品？
陈旭光：王朔代表着市民文化、平民意识形态的崛起，为我们的文艺形象画廊增添了“顽主”式的市民的形象。他后来的创作少了，可能是不太适应时代，有时冷言冷语，有时愤世嫉俗。
王朔作品里的调侃和反讽，代表着新市民和新平民，他很多作品中是带有意识形态反抗性的，有着边缘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性”，在这方面的表现，王朔比冯小刚还更强烈一些。
不过，电影更大众化，对主流的不满情绪和看法在电影中比较难得到表现。相对来讲，在小说中，类似的观点更好表现一些。所以说，为贺岁片做编剧的王朔，和写小说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反抗性的王朔，是不一样的。
记者：王朔的小说似乎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视野，您认为他的小说有怎样的地位？
陈旭光：按纯文学、高雅文学的标准，王朔的文学成就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小说的文化意义我认为是很高的。他是一代人崛起的代言者。
记者：在这么多改编自王朔小说或者是他担任编剧的电影里，您最喜欢他哪一部？为何？
陈旭光：我最喜欢米家山导演的《顽主》和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早已是中国电影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杰作了；而《顽主》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超前的意识形态症候性，我觉得电影史、文学史都是低估了的。
记者：从2000年开始，王朔的影视作品数量急剧减少。不少评论说王朔没新东西了，您觉得呢？能不能说，属于王朔和冯小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旭光：当然了！王朔的创作过了高潮，走下坡路，这是可以肯定的。可能是遭遇了瓶颈，要看下一部怎么发展。期待冯小刚和王朔的合作可以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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