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国际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本月1日失窃，当时法方公布15件文物遭窃，包括铜胎掐丝珐琅麒麟、藏传佛教礼器金曼扎、泰国国王王冠复制品等。但十天过去，法方始终没有公开遭窃细节或案情进展。
倒是泰国官方与法方接触，再经由泰国媒体9日披露，失窃藏品多达20件，包括泰国国王拉玛四世赠送拿破仑三世的6件文物。另外，窃贼共有两人，配合作案，作案时间仅数分钟。
泰国文化部长威拉·罗博差那拉说，失窃的6件泰国文物除王冠复制品外，还有一把日式佩剑、一个罐子、两把剪刀和一个托盘。
1861年，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国王经由一个访问团向拿破仑三世赠送了一批礼物，共计34件，主要为泰国传统王室实用器、厨具、餐具等。
威拉说，他看了监控视频，视频显示有两名戴头套男子共同作案。
泰国媒体报道，1日清晨6时，两名窃贼破窗进入中国馆，他们显然对自己想要的文物位置十分清楚，他们用椅子砸碎陈列柜玻璃，取走文物。为掩盖痕迹，他们还用消防灭火器朝作案点喷射泡沫。警报响起，但当值夜保安赶到中国馆时，窃贼已逃之夭夭，整个作案时间仅6分多钟。
泰国驻法国大使阿披差说，枫丹白露宫方面正求助于多方破案，包括国际刑警组织，防止文物流出法国。
枫丹白露宫在中国馆被盗后，没有对媒体公开案情进展，甚至至今都不清楚，20件遭窃文物中到底有多少件是中国文物，有多少件被劫掠的圆明园珍宝。事实上，枫丹白露宫这些年一直没有正式开放中国馆，背后的原因大有文章。
对于国人而言，这些100多年前流失海外的文物二次流失，让人心情难以平静。它们的命运会走向何方，或是就此销声匿迹，暂时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案。
这些年，关于流失文物的思考、讨论、争议乃至行动，此起彼伏。每每有中国流失文物被盗、被损坏的情形发生，总会激起一番讨论和哀怨。但平静思考，在眼下没有太多对策应对这些流失文物的情况下，无端炒作和哀叹不仅无助于文物的回归，相反，只会被利益集团利用，让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成为哄抬文物价格、催生争夺动机、加剧黑市流通的釜底薪，只会更加不利于文物真正价值的表达，甚至危及它们的命运。
究竟如何看待枫丹白露失窃案，怎样理解流失文物，又应当如何追索……
收藏家马未都 告诉你一个他理解的文物世界。
【失窃有线索】作为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的创始人和馆长，马未都曾亲往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这次中国馆失窃，在他看来，是“人的事儿”。
“现代博物馆技术防护手段先进，实时监控技术完善，理论上说，破解这些技术的可能性很小，”马未都说，“据说窃贼同时触动所有火灾警报设备，也是为了制造一种慌乱。”
从收藏家的视角，马未都说，这次枫丹白露宫失窃有一些线索值得分析。
枫丹白露宫，这座据说由朱自清译名的法国历代君王狩猎行宫，占地面积达0.87平方公里，比故宫还大。马未都说，在如此之大的范围内，各国珍宝藏馆分散各处，加上安保人员不足，参观人数有限，使得窃贼有机可乘。
从中国馆的情况看，马未都说，中国馆原为国王卧室，面积不大，平时也不开放，闭馆多年。这一点，也可能使中国馆的安保配备不如对外开放参观的一些展馆。另外，中国文物近些年在国际市场上受关注程度高，也可能是盗贼对中国馆下手的原因之一。
“中国馆内，陈设拥挤，过道狭窄，也就仅供一人通行，我曾经担心自己的羽绒服蹭到宝贝，”马未都说，“馆内东西非常多，仓储式收藏，货架式摆放，不讲究陈设，一个挨一个。”
从窃贼盗走的文物种类看，马未都分析，被盗文物并不是中国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藏品。“从目前公布的3件被盗文物判断，暹罗国王王冠复制品显然不具中国传统对美的理解，而铜胎掐丝珐琅麒麟和藏传佛教礼器金曼扎也都符合西方人审美，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出窃贼的喜好和品位。”
【流失难界定】
自清朝末年，流到海外的中国文物数不胜数。中国文物学会估算，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入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统计，流落中国境外的中国文物达164万件，分散在全球47家博物馆，而流落海外民间的文物数量恐为馆藏文物的十倍之多。
但理性地说，流失、流落只代表文物转移后的状态，并不代表文物转移过程的性质。通常而言，文物流失海外，或因盗窃，或因劫掠，或因骗购，或因变卖，或因其他原因。而如今最有可能被纳入追索范围，或者说存在追索后回归可能性的，仅限于那些被外国人非法获取、占有的藏品。
马未都认为，鸦片战争以来，因掠夺而流失的中国文物数量仅占流失总量的一部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掠夺事件就是火烧圆明园。此外，还有一大部分流失文物都是当年被外国人“买”走的，例如北京智化寺的藻井、敦煌莫高窟的经卷等。
现在已没有必要讨论，如果当年智化寺住持不卖藻井、王道士不卖经卷，这些文物如今会怎样。事实是，这些文物当年被变卖时，“正值中国最动荡的时期，正值几千年来最不拿这些东西当回事儿的时期”。
而如今，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体量的提升让中国文物价值凸显，同时也让流失文物的追讨、追索、捐赠、交换有了新的契机。马未都说，流失法国的两个圆明园兽首前两年得以回归就是最好的例证，与中国整体国力的增长不无关联。
【身份有不同】
不难理解的是，并不是所有流失文物都存在追索的可能性。即便已经明确是当年被掠夺走的文物，也因转手过程和性质的不同，在追索层面存在很大差异的身份背景。
还以圆明园文物为例。圆明园遭劫后，其文物藏品主要流入了英国、法国和美国，但文物流入这三个国家后的命运却不完全相同，致使其在不同法律环境中的身份发生了转变。
一大批圆明园文物被带到英国后，一部分被英法联军中的英国军官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这批文物后来进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批文物1861年被阿尔弗雷德·莫里斯购得。莫里斯是19世纪英国纺织大亨詹姆斯·莫里斯的儿子，酷爱收藏各国艺术品。莫里斯家族的博物馆，由此成为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私人藏馆。
而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官方博物馆则是法国的枫丹白露宫。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法军司令孟托邦于1863年把所劫文物前后分作7大车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有了这些文物，枫丹白露宫才开辟中国馆，专门用于存放这些珍品。
而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圆明园文物，则主要由美国商人毕晓普捐赠。毕晓普当年在欧洲多地搜罗被英法联军变卖的文物，甚至到中国寻找圆明园劫后剩余藏品，而后全部捐赠。
在马未都看来，一些流失文物被进献，一些文物被捐赠，一些文物在辗转过程中存在“善意取得”的环节，它们在传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转变，也给追索带来千差万别的法律背景。马未都认为，枫丹白露宫里中国文物大多由侵略者进献，因此，其“劫掠所得”的性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追索讲战略】
流失文物的追索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放眼全球，不少文明古国都饱受侵略者掠夺之苦，而如今，各国追讨各自流失文物的道路也并不平坦。
在埃及，由专有机构“文物归还管理局”对全世界约40家主要经营文物的组织进行追踪，一旦发现有埃及文物参与拍卖、展览等，会立即联系拥有该文物的机构或个人，要求其出示拥有该文物的合法文件。埃及还把遍及世界的埃及使馆作为追查流失文物的前哨站，密切关注驻在国涉及埃及文物的拍卖和转让等活动。一旦确定某机构或个人非法拥有埃及流失文物，埃及会通过外交等途径施加压力。若所在国拒绝合作，埃及将考虑终止与该国在文物发掘、展出等方面的一切交流活动。
希腊则采取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追讨流失文物的方式。希腊文化部专门设立部门，从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目录、展览会、拍卖会等寻找源自希腊的文物。若发现有文物涉嫌从希腊非法流出，就会与国内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为走私文物寻找证据。
马未都特别提及日本在寻找本国文物方面的努力。他说，二战结束后，日本亟需资金，变卖大批文物。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回购流失的文物。回购行为由商社统一操作，而不是由文物商各自为战。商社代表日本文物界在海外寻找、购买日本文物，购回后再由商社在国内启动竞购程序，一方面保证了文物的回流，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确保商社有足够运作资金，理顺了利益关系。
马未都认为，在追索、追讨流失文物时需要理智，需要遵循已经建立的制度，需要考虑各国不同的法律。追讨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理性看待，也需要调整心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些问题相信会自然解决。
“我们民族用文物证明的历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绝不飘渺。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在先人的手中都有灵性，跨越时空，送达至今。关键看我们有无能力解释它们，让祖先的灵性变成我们的力量。”——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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