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陈晟

“棱镜计划”这个名字设计得相当巧妙。一束白光，平淡无奇，但通过三棱镜的折射，却可以被拆分出七色彩光的本来面目；情报工作同样也是这样，大力发展数据挖掘技术，很可能就是未来情报战的制高点。

最近，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伙子一夜蹿红，在各国媒体上频繁出现，风头甚至超过了好莱坞明星与新当选的伊朗总统。有人赞他是英雄，有人骂他是叛国者，而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个美国公民。

这个人，就是踢爆了美国“棱镜计划”、逃亡中国香港地区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

PRISM是什么？

尽管有斯诺登的大胆曝料，全球媒体也竞相跟进，但对于“棱镜计划”（PRISM）的认识，却都还停留在盲人摸象的阶段。

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它是美国政府的高度机密，受到严格的技术手段和联邦法律的保护，想要弄清其内幕非常不易；其次，这个计划似乎非常庞大，斯诺登所接触的不过是沧海一粟，所曝光的内幕仅是管中窥豹。

负责执行“棱镜计划”的，主要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并很可能有其他联邦执法机构，如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等的参与协作。

而NSA实际上是个“一套班子，三块牌子”的机构，其另外两个身份是：负责协调政府与美军各军种情报工作的“中央安全处”（CSS）、负责网络作战的美军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安全局的局长同时也是网络司令部的司令、四星上将基斯·亚历山大（KeithB.Alexander）。换句话说，这个机构统辖、整合了美国联邦政府与美军的陆海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的所有情报分析力量，其能量之大，不可小觑。

从目前各家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棱镜计划至少包括以下几大职能：

一、对常规通讯的监控：NSA曾要求美国几大电信运营商定期提供固定电话和手机的通讯信息，并可能对国际长途电话进行更严格的监控；

二、对国际互联网用户行为的监控：据斯诺登说，NSA与几大网络巨头有协作关系，通过技术手段，直接监控用户的电子邮件、推特（类似于国内的微博）、网络聊天等内容；

三、对其他国家的互联网用户的渗透和监控：斯诺登透露，美军网络司令部通过组织大量的计算机黑客，渗透、攻击其他国家（包括欧洲诸多盟友）的互联网重要用户，如高等院校、政府机构等的网站，窃取大量秘密信息，甚至说2010年攻击伊朗核设施的“震网”病毒也是他们的杰作。

当然，这些说法很多都还只停留在斯诺登的叙述阶段，未必就完全可靠；同时，NSA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本事也不得而知。但仅就目前这些情况来看，也足够让人不寒而栗了。仿佛一夜之间，美国公众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根本没有了隐私，就像是对全身进行X光扫描，赤裸裸地暴露在美国政府面前。

这违法吗？

斯诺登一“放炮”，舆论哗然，最不满的当然是美国公众，凭什么你NSA能这么胡作非为，偷偷摸摸地监控普通美国公民啊？这不是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么？个人的权益如何保护？

美国的有关部门自然没闲着，先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出来替NSA辩护，紧接着是一帮参议员纷纷发言声援，说这么干是国会早就批准了的；前两天现任FBI局长的罗伯特·米勒也公开表示，如果当年就有棱镜计划，没准9·11恐怖袭击都已经被阻止啦。

最核心的一点，NSA的行为是否违反美国法律？

美国在立国之初，对于公民的个人隐私和个人通讯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加以保护，如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公民，后经判例扩展到禁止执法机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隐私）、电子通讯隐私法案等，把个人通讯自由视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部分。那么，棱镜计划是在公然挑衅法律吗？

不，因为它有个最坚实的后盾：《爱国者法案》。

2001年9月11日，两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后撞向世贸大厦，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这也是美国本土第二次遭到如此严重的袭击（第一次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而9·11袭击中的死亡人数比珍珠港还多593人）。一时间，举国上下都要求加强戒备、严惩凶手，小布什总统则顺势推出了《爱国者法案》。在震惊和愤怒之中，在一边倒的气氛下，这部法案以压倒性的优势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参议院的投票是惊人的98：1），经总统签署而成为了法律。

制定者很清楚，《爱国者法案》的威力巨大，甚至可以说挑战了美国宪法的许多原则；因此，为了避免它日后被滥用，特意给它加上了一个很特殊的“日落条款”，也就是这个法律中许多规定的保质期只有4年，过期就自动作废。不过之后，在任总统数度签署法令，把其中大部分条款的“保质期”加以延长。

这其中就包括了第二部分“加强监视操作”，把执法机构的情报采集权限大大扩充，授权它们在反恐、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下，可以通过窃听、监视公民的通讯等手段来搜集情报。

《爱国者法案》倒并没有滥开授权之门，执法机构在行使上述权力时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比如，要有一个特别的反恐法庭的3位法官的书面批准。

而这一部分，就成为了NSA行动的最好依据。

对照传说中“棱镜计划”的内容，结合美国官员们的辩解，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对特定、具体的嫌疑对象，比如国外情报机构、恐怖分子，美国执法机构是有权进行窃听监视的，而对本国普通公众不能这么干。奥巴马对此辩称，对于普通美国公民的电话并未进行窃听，NSA搜集的只是通话的时间、号码、时长等记录，而这些早有判决裁定并不属于个人隐私。

美国法律只规定了对本国公民的通讯自由的保护——换句话说，如果NSA侵犯到了其他国家公民、组织的利益，美国法律就管不着了。

美国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目前依然是一骑绝尘的，且不说最热门的世界几大网站几乎都隶属美国公司，全球13台根域名服务器里头，有9台都攥在美国手里呢，想要进行信息监控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要之恶？

基于这些认识，再倒回来看看公众对“棱镜计划”曝光后的反应，就不难理解了。

从美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来看，美国公众对此事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远比不上前年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同时，民众对于曝料者斯诺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他是揭露黑幕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的叛徒。

至于白宫的请愿网站（Wethepeople）上呼吁特赦斯诺登的数万签名支持，不必太当回事。那个网站并非实名注册，谁高兴了都可以披着马甲上去吼一下的，不久之前甚至还出现过“请求美国总统将豆腐脑的官方标准定为咸味”的请愿，也差点突破10万支持数的关口呢。

实际上，不少美国人还是很冷静地看待了此次NSA的所作所为。换句话说，或许“棱镜计划”是为了保护美国、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公众就一直处于各种恐怖威胁之下，不断有基地组织大佬发表录像讲话声称要再搞一票更大的行动，这恐怕并非虚张声势。而后，又有类似霍尔莫斯（在《蝙蝠侠》首映式上冲入电影院枪杀12人的嫌疑人）、察尔纳耶夫（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制造爆炸案的嫌疑人）之类的“孤狼杀手”出没，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而要预防、制止类似的恐怖袭击再发生，一个可行的措施就是加强情报的收集、分析工作，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线索加以追踪。当然，这个过程也必然会殃及无辜，让普通公众的个人隐私和通讯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成了为保护大多数人而不得不共同承担的代价。

类似的，在9·11之后，美国各机场都加强了对乘客的登机安检，脱鞋、搜身、毫米波雷达全身成像，也是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益；但与生命相比，绝大多数乘客还是接受了这种繁琐而咄咄逼人的安全措施。

总之，正如跷跷板的两端，自由与安全往往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在许多时候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以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既要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又要防止这种权利被恐怖分子所利用，是各国执法机构都头疼的难题。

因此，一部分美国议员和媒体就认为，NSA的种种监听，包括“棱镜计划”，都属于必要之恶：就像是人生病了，药总是难免有副作用，但不吃药人就会死，所以还是得吃。

何去何从？

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棱镜计划”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危险在于，倘若这种特权被一部分执法者滥用，让公权沦为铲除异己、窃取商业秘密的工具，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任何权力脱离了监督，都非常容易蜕变为怪兽而吞噬一切，NSA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情报工作却注定是必须以保密作为基础的，隐蔽战线的活动很难拿到阳光下监督。因此，谁来监督情报机构，就成了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电影《国家公敌》、《谍影重重》，说的都是个别情报机构超越监管，发展成为社会公害的故事；而《1984》则把这种情况演绎到了极致，所有公民都生活在情报机构的阴影之下，个人的权利毫无意义。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于情报搜集工作的监督，还是以内部的自我监督为主，外部以国会少数议员组成的情报委员会监督为辅。然而，这难免会被人质疑是小圈子里的秘密，万一权力膨胀还是有可能失控的。因此，“棱镜计划”曝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提醒美国的国会和公众，监视者同时更需要被人监视，改善监督体制才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不管怎样，眼下斯诺登事件还没有解决，各方的角力也在公开、不公开地施展。美国司法部已经表示将立案调查斯诺登的泄密事件，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难点在于如何将斯诺登绳之以法，毕竟他本人在中国香港地区。

一种可能是香港地区警方抓获斯诺登，然后引渡回美国审判，但考虑到政治上的种种因素，未必就能顺利成行；另一种可能则是斯诺登逃亡第三国，像阿桑奇（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那样东躲西藏，俄罗斯已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相反，英国内务大臣据说已经知会各个航空公司，请不要搭载斯诺登飞往英国，因为他肯定会被禁止入境）。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有一点斯诺登是猜对了：

“我是不可能再自由地回到美国了。”

回顾美国二战以来的谍报史，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背叛国家、出卖机密甚至叛逃他国的情报人员并不罕见，而其中很多人所掌握的情报也远超过斯诺登这个临时工（严格地说，他不是NSA的雇员；NSA把情报事务外包给了某公司，他是该公司的雇员，有点类似国内的劳务派遣工），所以斯诺登的出走想来不会给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太大打击。

但是，恐怕NSA会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秘密了，特别是对于斯诺登这样的非政府雇员又非军人的情报分析师，也许会失去很多工作机会。

至于盟友的抱怨，更多的只是个形式而已，因为即便没有斯诺登，大家也彼此心知肚明，情报工作的手电筒素来是既照敌人又照盟友的，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监视对方的公民，再交换情报，就可以绕开本国立法机关的种种限制。

对于其他可能被NSA入侵的机构、大学、公司和个人，抱怨显然更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亡羊补牢，从技术上努力提高防御水平，保护好自己的数字边疆。

顺便提一下，“棱镜计划”这个名字设计得相当巧妙。一束白光，平淡无奇，但通过三棱镜的折射，却可以被拆分出七色彩光的本来面目；情报工作同样也是这样，在全世界每天庞大的通话、短信、上网信息交换中，需要将浩如烟海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以威胁程度、敏感程度作为标准分门别类，才能实现从中提炼出情报的目标。这和时下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挖掘”技术是思路相通的，因此，大力发展数据挖掘技术，很可能就是未来情报战的制高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求得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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