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癌种与工业化同步 专家称污染与癌症关系复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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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1 19:30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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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齐鲁晚报

2012中国“癌症地图”

  恐癌:现在进入“环境敏感期”

  -胃癌 上海、江苏、甘肃、青海等较为突出

  -食道癌 集中在河南、河北等中原地区

  -肝癌 集中在东南沿海及东北吉林等地区

  肺癌:21世纪“第一杀手”

  刚刚过去的一周,连续几天雾霾天气,刻画出另一个“济南的冬天”。

  1月15日,济南以PM2.5监测数500的“爆表”峰值,成为国内空气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城市。

  就在这一天,47岁的郑华(化名)坐了5个多小时汽车,从济宁赶来齐鲁医院就诊。

  一年前,他在这里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如今,肿瘤复发。腹部长长的疤痕展示出他曾经承受的痛苦,疤痕一端凸起的瘤块又暴露出命运的残酷。

  “我还能撑多久?”就诊时间里,郑华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不行,就不治了。”

  这个罹患癌症的不幸者,惶恐,乃至绝望。

  这样的肿瘤患者,齐鲁医院牛军教授所在的肝胆外科每月大约收治70位。而像郑华这样的恶性肿瘤患者,超过了七成。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恶性肿瘤已上升至大城市居民死因第一位,超过了脑血管疾病。而在所有恶性肿瘤死亡率对比中,肺癌高居发病死亡率的首位。

  据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组织的恶性肿瘤死亡调查,从1973年至1992年的20年间,国内肺癌死亡率上升了111.85%,北京市肺癌死亡率30年增幅167%,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已成为令人瞩目的肺癌“大户”。

  山东省肺癌死亡率同样呈全面上升趋势。2009年出版的《2004-2005年山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肺癌的变化最为突出,从当时的第五位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位,至2004年升至首位,肺癌死亡率较20世纪70年代上升了4.92倍,胃癌则从第一位降到第二位。

  为什么是她:“雾霭”永远沉积在肺里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很注意饮食和锻炼,可为什么还会得癌症?”

  最近几年,总有病人问钟南山这个问题。

  这也是美国马里兰针灸学院的中国教师杜莉的疑问。

  10年前杜莉来到美国,40岁时患上肺癌。杜莉过去一直过着很干净的生活,吃得很好,家里没人患癌症。杜莉怎么会得癌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环境肿瘤科主任黛芙拉·戴维斯在《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一书中探究了杜莉的病因。

  杜莉在太原长大。这座城市三面环山,从四周山下吹来的冷空气,将城里的大钢铁厂、焦炉厂和铸造厂发出的烟雾控制在城里,无法散去。杜莉记得小时候只要穿上白衣服,几小时内就会布满黑色灰尘。

  20世纪70年代,杜莉还是个小女孩,她每天呼吸的次数多过她身边的成年人,每呼吸一次,比头发小50倍的粒子会卡在鼻毛里。比这更小的微粒,比如汽车尾气,或者火力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则会穿过鼻子或嘴巴,卡在喉咙或肺脏表面。

  美国一项有几十万义工参与的研究表明,居住在美国那些空气比较肮脏城镇的居民,罹患肺癌的几率较大,其中住在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的居民,罹患癌症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大约30%。而肺癌这种疾病,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才会形成。

  对于杜莉来说,她一生当中头30年呼吸的太原空气,就好像跟一位每天要抽两包烟的人住在一起。杜莉后来虽然离开太原,但她同时带走了这个地方留在她体内的一些东西。

  在钟南山看来,当前对健康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是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这样的小颗粒和臭氧。因为这些微小的污染物能够直接进入肺泡,所产生的影响和刺激更大。

  “雾霾天气对人体肯定有影响。”省内著名的胸外科疾病专家李振家教授直言。但雾霾弥漫,又有谁能“自强不吸”呢?

  流行癌种:与工业化“同步”

  20世纪20年代初,一个叫安德瑞·库尔南的研究员在巴黎医院实习。

  “你必须到这儿来看看,否则再也看不到了!”大批医师跑去围观他们的第一个肺癌病例。这个被解剖了尸体的肺脏,整个外表包裹着灰黑色黏液,看起来像橡胶,很厚,黏黏的块状,就是当时十分罕见的肺癌。

  肺癌不是“再也看不到了”,而是几乎与工业化的进程同步“流行”开来。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大气污染,烟草消费猛增,男性肺癌死亡率迅速增长。

  1973年初,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开国元老先后被诊断患有癌症,高层由此关注中国癌症发病情况。从那以后,全国开展了第一次癌症综合科考。

  考察团沿着太行山对晋、冀、豫三省18个县的5000万人口进行癌症调查。他们注意到豫西北一带农民用树叶子、萝卜叶子腌制咸菜、酸菜,当年八九月开始腌,一直吃到来年的五六月。腌菜罐子里面汤汁黏稠,含有大量微生物,有的还长了蛆虫,人们捞起来照吃不误。

  当时,胃癌、食管癌等上消化道癌症是中国主要癌症病种。这是典型的“穷人病”,只要不吃霉变食物,就能降低发病率。

  而直肠癌、大肠癌等下消化道癌症,在当时甚至不能挤进前五名。现在情况正好相反,结直肠癌等发病率快速上升,作为一种“富贵癌”、“生活方式癌”,发病率越来越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建立了工业园区,工业污染造成的恶果在2002年以来频频爆发,“癌症村”、“怪病村”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

  与此同时,与激素水平相关的癌症如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上升势头尤其迅猛。有数据显示,短短30多年间,癌症发病数量一路飙升,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已占据前三名。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城区仅6000多人被诊断为癌症,而到2010年,猛增到3.7万,每天约有104个新癌症患者。

  《2004-2005年山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2005年,山东省死因调查地区居民超过1/4的死亡为恶性肿瘤所致,粗死亡率166.86/10万,城市人群高于农村;小于35岁,每10例死亡有1例为恶性肿瘤;35岁-74岁,每3例死亡有1例为恶性肿瘤所致。

  “邻避效应”:如何度过“环境敏感期”?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教授研究指出,从医学上看,污染与癌症关系非常复杂。迄今为止,诸多“癌症村”中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

  不管怎样,“癌症村”已经以一种事实存在于社会中,并且影响到公众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认识。国内一些地方因PX项目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是对于环境惶恐的应激反应。

  2012年7月,因反对当地政府批准日本王子纸业之制纸排海工程项目,江苏启东市爆发群体事件,最终逼停立项。

  这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在国际社会已是普遍现象,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这个环保名词的流行,说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环境敏感期”。对中国而言,“发展中”的现实国情,注定不能完全避免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型中”的经济现状也难以完全做到“零污染”。这个“环境敏感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难题。如何面对这个“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将对地方主政者的发展观念形成倒逼之势。(记者 石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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