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北京青年》，正在天津卫视和优酷网同步热播。剧中不仅汇聚李晨、马苏、任重、张俪、贺刚、杜淳、姚笛、王丽坤、曾泳醍等一群人气正旺的青年演员，还提出“重走青春路”的话题。或许“重走青春路”的确太有吸引力，这部剧开播后吸引了大批观众。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3月，赵宝刚导演用整整130天的时间，带着《北京青年》剧组沿着北京-烟台-深圳-香港-丽江-天津的路线，完成了“青春重走一回”的生存体验。接受记者专访时，赵宝刚讲述了他创作《北京青年》想法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提出“重走青春路”这一想法的心路历程。

　　改变自己还来得及

　　记者：《北京青年》是您的《青春三部曲》的完结篇，前两部是《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以其各自的话题性，都在社会上掀起了讨论热潮，并形成了您的创作理念。

　　赵宝刚：拍这几部片子产生的一系列理念，源于1998年拍《永不瞑目》时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在西藏，有一天夜里睡不着，我便溜达到驻地后面的小山上。上去时是喘的，但当我躺在山上看见满天繁星，像是触手可及时，我突然变得冷静清醒，我特别迷恋于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我发现，在城市里，人老是随着生活惯性走，根本没有时间冷静下来思考。人在生活中，其实是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些无聊的时间，不要陷在社会惯性里，成为欲望的奴隶。我今天拍的一系列题材，都跟那次经历有关。比如我提出了“我的青春谁做主”的主题，比如“青春重走一回”的主题，都是在这种思考中得出来的社会结论，我觉得这些，是青年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就《北京青年》而言，创作灵感何来？

　　赵宝刚：《北京青年》的灵感，来自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矗立的一块墓碑，碑文上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一段有关改变与成长的箴言，由此生发开去，我想到，现在的教育造就出一批有文化无能力的人。因此，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告诉年轻人，改变自己还来得及。这就是《北京青年》的由来。

　　对北京青年更熟悉

　　记者：为什么选择北京青年，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青年？

　　赵宝刚：首先我住在北京，对北京的年轻人比较熟悉。然后，北京这个地方的人，有种特殊的自娱自乐精神，他们学会在苦难中寻找快乐。北京人特能侃，就是那时形成的习惯。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只有学历没有能力。表面上这代孩子都很不错，但是一遇到具体事就露馅了。我管这代孩子叫“畸形迷茫的一代”。这个主题从《奋斗》开始就渗透在剧情中。等他们开始觉得不对的时候，就会与家长有矛盾冲突。他想做的一件事，家长总是要阻挠。谈恋爱也是，我想和这个谈，他们想让我跟那个谈，这就是《我的青春谁做主》的主题。再往下就是《北京青年》，反思一下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新一代的青年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能力。《北京青年》是要提醒你认知自己，怎样使自我价值最大化。

　　记者：现实中您碰到过具有这种理念的年轻人吗？

　　赵宝刚：不仅有，而且就在我身边。我原来有个司机，是某医科大学六年制毕业生，应届毕业分配到武警总医院当放射科医生。结果他不去，却应聘来给我当司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想这一生就与X光片打交道，怎么想这都不是我要的人生。我说，你这六年大学不是白上了吗？他说，我不白上，因为我有文化基础，缺乏的是社会的认知能力。我先不要固定在放射科里，把我的眼界开阔一些，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其他事情。来了我这里，他屡屡出错，我肯定要批评他。可是他说，连赵导的批评我都经受得住，未来在社会上还有什么批评是我经受不住的呢？我很欣赏他的意识。

　　我的青春父母做主

　　记者：您是借《北京青年》重走一回自己的青春路吗？

　　赵宝刚：有点。如果让我回到青年，我肯定按《北京青年》里的写法走这条路。

　　记者：那您的青春时代，由谁做主？

　　赵宝刚：我那时候的理想就是远离父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书、去闯荡，但是都没有实现，在父母的监控下，觉得特别受束缚。我喜欢文艺，可我妈非让我当工人。当时成都军区要我，这是我唯一一次考上专业团体，可家里就是不同意我去，我没有抗争。经过这一段后，我突然就把理想全部扔掉了。

　　记者：您18岁时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赵宝刚：现在的年轻人过于拘束，或者说活得太要面子反而不洒脱。我16岁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18岁已经可以把12磅的大锤举起来抡100多下了。从16岁到28岁这12年中，我经历了无数的社会考验，锻炼了无数的社会能力。我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我今天可以做导演，并不是我文化水平多高，而是我具备能力，我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我对社会当中的种种人都有接触，我对社会有感悟，所以我才能当导演。但是我那时并不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奋斗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当导演。我1983年拍《四世同堂》后就成名了，调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人家说你不能当演员，只能干剧务、看仓库，我剧务一干就是6年。那会儿我没理想，但我知道只要在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自己，尽管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未来总会有我一席之地，这个社会一定会给我回报的。

　　并非号召大家辞职

　　记者：也有人认为，如果像里那样“出走”，似乎有点不切实际。

　　赵宝刚：我只不过是提倡了一种理念，趁年轻，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不要在年轻时急于求成。我觉得年轻人要多看、多观察，不要陷在社会的惯性里，这样对眼界的开阔、心胸的宽广、事物的判断能力，以及对生活的挑战，对生存的能力，都是有益处的。当然，我不是号召大家非要像剧中人一样把工作辞了，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当你走出去，看一看，你的胸怀变得宽广，你的眼界变得开阔，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能力增加了。一谈吐，别人就知道，你是见过世面的。

　　记者：从《奋斗》开始，您在剧中总是制造话题，为什么会如此了解年轻人？

　　赵宝刚：你们老问我为什么了解年轻人，其实年轻人才不了解年轻人呢，只有我们老年人才了解年轻人。因为我在青年的成长期遇到无数困境，当我今天有一点能力时，我想用我的一些人生感悟给所有青年人做一点导向。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甚至谩骂我的观点，但最终，如果有一两个人受益，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的中国青年，其实是需要一点文化导向的。假设这类作品每年有十到二十部，你想对年轻人的影响有多大？年轻人在人生遇到困境时，尝试一下剧中的方法，可不可以？这对人生当然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