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６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苑苏文 宋玉萌）随着社会发展，低端产业的转型，他们终将变成“遗留问题”——用黢黑的肺见证人民的富足和经济的发展……尘肺病无法治愈，只能终生通过治疗维持生命。如何安置他们成了许多资源型省份和地区的发展困局。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近期接触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尘肺病上访者，另一方面，也采访了房山区政府人员、民间政策研究者，与尘肺病上访者“隔空”对话，阐述各自的诉求与无奈。
无力执行的补偿
房山区周口店村村民贾振清今年７０岁，脸色总是“红扑扑”的，不熟悉的人总夸他“气色好”，但几乎没有人懂得这气色背后的病态与痛楚。
即使戴着口罩，贾振清的粗重喘息声仍敲打着每个人的神经。
“我是尘肺三期加号，伤残等级三级，已经到顶了。”贾振清不停大口地粗喘着气，红扑扑的脸色是长期缺氧造成的。
２００７年，为迎接“绿色奥运”，贾振清所工作的周口店村龙山煤矿被关闭。那之后，他被检查出尘肺病。
根据贾振清给记者展示的判决书，２００９年底，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龙山煤矿的主管部门，周口店村村委会补偿给贾振清共计４．６万余元以及每月养老金１２００元，尽管在２０１０年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直到现在，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贾振清同村的工友赵怀德却连打官司的资格都没有。他曾因一场煤矿事故失去了一只眼睛，现在被确诊为尘肺一期并发症肺结核。
“我３４岁到矿上，现在已经虚岁６４岁了，一辈子大部分的力气都贡献给了矿上，但现在得了病真的没人管。”赵怀德说，因为村里拒绝给他开具工作证明，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也就无法获得任何补偿。
赵怀德回忆，龙山煤矿最多时有矿工５００多人，据他观察，周口店村在龙山煤矿工作的患病村民没有一人拿到了补偿。而周边一些煤矿关闭时，都曾组织工人进行体检，并给确诊尘肺病的患者“解决了问题”。
过期作废的承诺
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煤矿就是赵怀德说的“解决了问题”的煤矿，但来自河北承德的修铁军和他的几个工友却依然讨不到说法。
“８０后”的修铁军在唐上煤矿工作过四年，去年开始，他发现自己干活用劲大了就会“憋气”，几乎丧失了干重体力活的能力，“后来去县里医院查了有心肺病，才想着回到房山要求检查尘肺病。”
２０１０年，唐上煤矿关闭后，修铁军有不少工友检查出尘肺病，并获得了十余万元的一次性伤残补偿或按月发放的补偿。
“我们乡最多的时候有８０多人在唐上煤矿干，两年前煤矿刚关闭的时候，有２０多人被确诊为尘肺病拿到了补偿，而且有免费治疗的待遇。”修铁军说，当时自己和另外一些人“没赶上这一批”，而当去年开始到区政府要求职业病检查时，却遭到了拒绝。
“接待我们的人说已经过期了，我们就晚来几个月这事儿就结束了。”他说。
据修铁军描述，在他干活的矿井充满了粉尘，几乎看不见身边的工友。而矿工也不带口罩，因为“戴口罩就没法干活了，都被灰尘堵住了，说话都费劲。”管理方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粉尘浓度。
而这些矿工在申请工伤保险赔偿时也遭遇了困境，在修铁军的工友中，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从事危险工种的人才给上工伤保险，或者“一百个人上３０个人的意外险，也不管名字是谁的，谁受伤了就去顶替上。”
政府回应：北京补偿数额高，曾有外地矿工“冒名顶替”
“当时检查出来的患者全都得到工伤补偿待遇了。”被问起是否存在一些未获得补偿的尘肺病工人时，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位白姓副局长如是说。
据他介绍，为退出资源性产业，房山区在２０１０年５月前就陆续关闭了周边所有区属煤矿，并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的三年时间里，组织了３０００多名矿工进行了职业病检查，其中确诊了１３００多人。确诊的尘肺病人全部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发放了工伤补偿，工伤保险基金总共花费超过一亿元。
这位白副局长还指出，不同于生产制造业，小型煤矿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在安置职业病患者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
“由于很多矿工没有和煤矿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建立健康档案，矿工身份认定难度很大，很多矿工根本没有在这里干过活，曾去其他地方打工，无法判定是否就是在房山得的尘肺病。”白副局长说，因为北京补偿数额高，所以曾遇到在山西、内蒙古打工的尘肺病患者来北京领取补偿。
另一个难题在于说服矿长签字承认矿工身份。“签字就要赔钱，很多矿长或责任主体为了躲避赔偿，就不承认工人身份。”白副局长说。
而对于现在还表达诉求要求检查身体的矿工，白副局长表示，很多昔日矿长都已经无法联系到，所以无法确认上访者身份。因此建议这类上访者走法律途径，去劳动争议仲裁部门解决和确认劳动关系。
民间政策研究者：解决“发展遗留问题”路在何方？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要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尘肺病、慢性胃炎、皮肤病等矿业工人职业病和常见病的预防和救治力度。
专项救治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项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程一水指出，尘肺病的产生不是必然的，如果在工业企业转型过程中，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工作环境，那么这种病可以大大减少。“比如以前大理石切割都是干切，有很多粉尘，而现在改善工艺变为水切，几乎杜绝了空气中粉尘超标的可能性。”他说。
对于全国范围内对尘肺病矿工的补偿情况，程一水认为北京是全国范围内工伤补偿数额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依托于北京市雄厚的工伤保险基金规模。但对于一些经济发达程度比不上北京的地区，工伤补偿就会少很多。
“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基金大多是在地市级层面统筹的，这容易导致同样是尘肺病患者拿到的补贴却不同。”程一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工伤保险基金。
此外，由于支付尘肺病患者的赔偿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企业都不愿支付，甚至出现了很多尘肺病患者找不到责任主体的现象。
程一水认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应增加高危型产业工伤保险基金征收额度，或直接由国家出台政策，统筹财政救助尘肺病工人，才能解决这个“发展遗留问题”。
“随着国家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尘肺病是可以避免直至消灭的。但已经得了尘肺病的工人可以被认定为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做出的牺牲，因此希望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填补一些地区工伤保险基金的短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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