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刘晓冬在日本打黑工的工地。受访者供图
“中国研修生低薪、高压、受虐待、被性骚扰”，“失踪研修生达万人”……在近期日本的新闻报道里，中国研修生以悲惨的境遇，刺痛了国人的心。
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国内共有192655名外国技能研修生，其中中国研修生总计89086人，占比46.2%。
2017年2月26日，中国驻日大使馆通过媒体发声，介绍对技能实习生（研修生）的保护措施。
国人远赴日做研修生，他们中有早期的掘金者，也有仍挣扎于当下的求生者。他们孤身一人，希望从毗邻的岛国赚回双倍甚至更多的收入，以快速改善生活。
但命运不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定义
所谓“研修”，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义是“为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接受的以学习技术、技能和知识为目的的活动”。
●背景
1981年，法务省在签证类别上设立了“研修”的在留资格，每年允许以《外国人研修制度》名义接收外国人来日本研修。
1993年，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扩充了原有的外国人研修制度，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即研修生经过为期一年的技术学习后，可与雇用企业签订雇用合同。转为技能实习生，服务期限为2年。目前媒体中提到的“研修生”，实际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总称。
刘晓冬，23岁，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
中国山东临沂——日本北海道、横滨、东京等
新京报：为什么要远赴日本做研修生？
刘晓冬：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没什么好前途。在老家山东临沂，去日本打工的特别多，这是我所知道的挣钱最快的一条路。
2014年，跟我一起上日语学校的有七八十人，都想去日本淘金。在那边有建筑工、服装工、酒店服务生、铸工、焊工，还有专门过去收垃圾的。
新京报：当时劳务中介怎么说的？
刘晓冬：当时劳务中介介绍我到北海道种蘑菇，保证每个月不少于1万，3年不少于30万人民币。中介还特意强调，种蘑菇的都是女孩子，“不耽误找对象”。
新京报：到了日本之后呢？
刘晓冬：到日本才发现，30万的保证是带着欺骗的，按第一年的收入，三年挣15万就很不错了。当时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时薪，大概760日元。找对象的“保底目标”第一天就破灭了，我们三个是那几百亩土地上为数不多的男人，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岁的日本老太太。
工资收入不会被作为保证写进劳动合同，又没有中立的机构管理，维权几乎不可能。
新京报：那怎么应对？
刘晓冬：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国了，有点门路和胆量的就跑去打黑工，我们叫“跑黑”。
最近几年汇率走低，研修生跑黑的情况也更加常见。过完北海道第二个漫长的冬天，我更新的签证下来后，就跑黑了。
新京报：打黑工有哪些风险？
刘晓冬：打黑工就成了新闻里提到的那种“失踪人口”。不但之前交给中介的保证金成为泡影，还存在随时被遣送回国的风险。
建筑业是黑工比较多的行业，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筑工，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很多时候，即使对方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但因为急于用工，也会默认用你，只要你能提供一张假的“在留卡”（相当于日本的临时身份证），我花了一千块钱办了一张假证。
还有房子。因为没有身份，大多数时候只能从中国人手里转租，不需要在留卡。我现在租房的房东是一个台湾同胞，和我同住的也是一个黑工。
我俩目前在横滨的建筑工地做涂料工。除了工作几乎不出门，因为没医疗保险，感冒了也很少出门买药，大多时候是怕被警察盯上。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尤其是人员密集的车站附近。在东京，走五分钟就有车站，一出门就战战兢兢。遇上严打的时候，我们qq群里就会频繁传出黑工被抓的消息。
新京报：除了被抓，你们还担心什么？
刘晓冬：没有工作干。以前对研修生的很多报道都是说加班、被压榨。实际的情况是，我认识的那些早晨六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人，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感觉挣到钱了。最悲惨的是，抛家弃口跑这么远，挣不到钱。
新京报：日本人对你们态度怎么样？
刘晓冬：我遇见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挺友好。不过也不全是好人。我们一个老乡，一个大男人，经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调戏、欺负。还有几个在农场种地的女同事，被日本同事骚扰。对方送食物给她们，然后就缠着要带她们出去玩。
工地的活儿不算很累，但每天心很累，离开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有一次，工地上一个同事的东西丢了，要报警。我们几个黑工都紧张死了。我跟同住的哥们儿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是再呆两三年我就疯了。在日本，无论是研修生还是黑工，都是没前途的，也就是想挣点钱，回家好好过日子。
（刘晓冬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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