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市投放了5000多台回收机器，却收不到全市1%的塑料瓶。

　　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一年可以处理约22亿只饮料瓶，但是自2013年后已“停工”三年多。

　　“缺货”、缺垃圾、缺塑料瓶成为这条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线常年被荒废的主要原因。

　　在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内，一个占地1.2万平米的大厂房里，聚集着上千台大小高低各不同的机器，如果把一个塑料瓶从第一台机器的大口子里丢进去，绕过上千台机器的运转，最后一台机器吐出来的将是上百颗切面精细、长得像大药片的再生聚酯颗粒，这些颗粒可以再次做成饮料瓶……这是目前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一年可处理约22亿只的饮料瓶，相当于上万名工人日夜无休地同时干活。

　　但是，这间“亚洲最大的”厂房，从2013年后就已不再开工，被搁置了三年多。 

　　作为这条亚洲最牛生产线的创造者——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常涛只能苦笑说，“虽然我们在这个行业没有对手，但是北京根本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

　　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厂

　　常年缺“垃圾货源”

　　据常涛介绍，他们的产能是一年可以处理5万吨的塑料瓶，但平均每年仅能收到1-2吨的“货源”。换个更直观的数来看，“亚洲最大”厂房上千台的机器一年可处理22亿只废旧饮料瓶，但实际最高时仅处理了8亿多只。

　　“缺货”、缺垃圾、缺塑料瓶……这被说成是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线常年被荒废的最大原因，但这与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涨的数据非常矛盾。来自市发改委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涨，前两年北京垃圾日均处理量是1.8万吨，今年却到了2.17万吨，整体增加了两成。

　　那么，垃圾都去了哪？盈创公司为何长期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

　　5000多台回收机器

　　收不到全市1%塑料瓶

　　上周五，在大兴区西红门的永辉超市里，一台新入驻的智能回收机器，引起路人驻足围观。在这台机器的触摸屏上轻点一下“回收”，机器右上角的挡板便会自动开启，只要拿一个空饮料瓶放进去，微信就会立即收到0.05元的返利……

　　这台机器，已是盈创公司在北京投放的第5034台回收机。从2012年底开始，盈创公司就开始在全市的学校、医院、超市、地铁、景区、公园等众多公共场合，布局他们的智能饮料瓶回收机。

　　虽然回收机的数量规模已是全市第一，但是回收数据却让人讶异，5000多台智能回收机一年收回的塑料瓶总量是4000万只。这个数字，与北京一年废弃约60亿只左右的塑料瓶相比，才不到1%。

　　至于全市剩余的99%塑料瓶流向何处，是其他回收企业，还是环卫部门，答案都不是。参与北京“垃圾事业”30多年、市人大代表王维平，在今年上两会时，带去了一份垃圾回收的议案，和这一问题的答案。用他的话来说，一群规模可观、且已具备垃圾回收专业化“素养”的拾荒者——被坊间称为“丐帮”群体，掌握着北京绝大多数的可回收垃圾资源。

　　2014年北京的调查数据显示，垃圾产生量700万吨，“丐帮”们捡来的可回收垃圾资源，同样是700万吨。

　　不敌“黑作坊”

　　最大处理厂一天亏损十几万

　　“丐帮”捡回的垃圾资源，最终的流向是聚到北京四环外的82个废品集散地，即丐帮的“营盘”，再分门别类地运往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县，包装运到河北保定，金属运到河北灞州，鞋底胶皮运到河北定州，玻璃运到邯郸……与“丐帮”常年打交道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曾向北京青年报记者介绍，“丐帮”群体第一代人1978年就进京，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他们自发形成了一条专业的垃圾回收产业链。

　　而这一产业链，恰恰成为了盈创公司长期垃圾“货源”不足的最大原因。“我们根本竞争不过小黑作坊”，盈创公司总经理常涛介绍说，由于环保成本的差距，导致他们的塑料瓶收购价，与那些没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废品集散地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据介绍，对于塑料瓶的回收，回收企业需要先做预处理才可再次售卖。“塑料瓶要切片、清洗。清洗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碱，但碱是不能随便排放的，所以要进行污水处理，要过环评，需要正规用工，这些都需要成本”。

　　但是，与正规企业不同，丐帮“营盘”的环保成本几乎为零，“那个市场上几乎污水横流。我们拿生物碱清洗，他们拿工业强碱清洗，污水也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再处理成本低得多，”常涛说他去过废品集散地，“无论是环保成本、还是正规用工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成本损耗，最终计算出塑料瓶的收购价，我们根本竞争不过这些小黑作坊。”

　　“比如白色瓶子，我们正常收的话是3500元/吨，但小黑作坊可能4500元/吨收；蓝色瓶子2800元/吨，小黑作坊可能3300元/吨收”。为了抢占“货源”，常涛说，他们有时不得不按与“黑作坊”一样的价格，从丐帮手里硬买货。

　　这种只能硬买的结果，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的严重亏损，“货源”也仍严重不足，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塑料瓶处理厂三年前就不得不关停，“这种机器系统就像炼钢厂一样，开了就得连续生产，不能停。每处理一吨，赔一吨。一天都十几万到二十几万地亏，烧得我们肉疼。”常涛苦笑说，“在德国，像和我们一样的这种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如果是10万吨产能，一年可以带来1-2个亿的盈利。”

　　82个废品集散地解散

　　“亚洲最大”工厂明年或将重启

　　不过，盈创公司明年计划重启他们搁置三年的亚洲最大产能塑料瓶处理机。

　　由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务，对于低端业态和污染企业的清理，齐聚在四环外的丐帮“营盘”正在陆续关闭，82个废品回收集散地已经关停80个，河北的小塑料厂、造纸厂、小冶金厂也正在关停，“丐帮”行业面临破产，部分拾荒者正加速撤离北京。

　　对于像盈创公司这样的企业而言，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一来，我们不用再和小黑作坊抢价格了。二来，垃圾源头可能真的会到我们手里”。

　　但是，废品集散地被清理之后，垃圾源头真的会进入正规的回收处理企业吗？这是常涛最为疑虑的地方，“说实话，丐帮的解散符合北京政策，也应该是这样的方向。但目前，还没有一套政府机制来做垃圾前端的分类回收”。

　　今年7月份，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了《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垃圾前端分类回收问题，再度引发争议。北京3000多个形同虚设的“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也再次突显尴尬。

　　“如果垃圾能从老百姓手里就进行分类，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些可回收资源不会因为混合及运输被二次污染，但是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机制，是不可能做到的。”常涛认为，包装的押金制或可成为有效途径，“像德国，各类饮料瓶在销售环节要向消费者征收押金，退瓶后才能返现，这项制度使得大量的饮料包装得以安全回收，城市生活垃圾的体积因此减少40%至50%。”

　　对话

　　“废品回收事业已到了

　　战略转型时期”

　　对话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

　　北青报：像盈创公司这样的正规垃圾回收处理公司，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只能搁置亚洲最大的处理厂。您怎么看？

　　王维平：北京已经到了需要进行废品回收事业战略转型的时候了。1952年-1978年，是合作总社下属的国营废品回收公司，占主导地位，来处理全市的可回收垃圾资源。但是198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垃圾可回收资源越来越多，大量外地农民进京捡垃圾，就是所谓的“丐帮”，这些人彻底完全击垮了国营回收公司。国营公司的废品回收量不到1%，99%都让丐帮捡走了。

　　国际上，也是在1983-1985年之前，欧洲、美国、日本，也有一帮像我们这样无序的、自发形成的、规模庞大的拾荒者队伍，这是一个利弊同存的无序蔓延。利可以减少垃圾，弊我们都知道，带来二次污染等问题。所以现在该做战略转型了，就像西方国家1985年开始发生的战略转型。

　　北青报：怎么进行所谓的“战略转型”？

　　王维平：不外乎就是两条。第一条是，让废品回收行业正规化。什么叫做正规化？就是说，要有营业执照、有办公地点、有人员编制。盈创公司就属于新兴的正规企业。

　　第二条是，我们要对正规企业在起步阶段进行一定的支持。什么样的支持呢？一方面是和街道捆绑进行，不让拾荒者捡走可回收资源。第二方面，对于低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实行一定的补贴。比如丐帮收一个塑料瓶一毛钱，智能机器如果能吐一毛五出来，那大家当然更倾向于回收机器。所以说，废品回收体系是到了战略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用正规军击垮拾荒大军。

　　北青报：“丐帮”行业正面临破产，但政府也没有一套前端垃圾回收的机制。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也还无法形成自主的垃圾分类行为。这方面应该怎么解决？

　　王维平：这还是正规军一个逐渐取代的过程，需要靠市场化手段来运作，不能采取完全行政的手法来操作这样的过程。但是政府可以对这些正规的民营或国有回收公司，实施一定的鼓励和支持，让他们来取代丐帮群体。

　　本版文/本报记者 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