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上市公司造假层出不穷。仅在2016年上半年，沪深股市26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88家被证监会处罚。上市公司造假招术花样百出，诸如通过不良资产溢价转出、调节股权投资比例、调节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年限、控制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故意混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利用关联方交易来操纵利润等进行财务造假、粉饰业绩。更有甚者，进行IPO上市造假以及股价造假等，严重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

　　【缘何上市公司造假事件屡见不鲜？究其缘由，主要在于造假成本与造假收益的不对称性，以及投资者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的不对称性。】 

　　上市公司造假收益主要包括：1，融资筹资，确保股票得以发行或上市，以便从投资者手中圈钱；2，偷税漏税，在成本、费用中人为调节利润，偷逃税收；3，避免被处理或摘牌，以期继续保留上市公司的资格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

　　上市公司造假成本主要包括：1，实施造假过程中的耗费。主要是指公司为购买“财务原则”而支付的额外费用。但由于其隐蔽性，与可能得到的造假收益相比，其数额几乎不值一提。2，造假行为造成的精神压力。虽然该项造假成本无法定量，但其被揭露的概率很小；即使被揭露出来，处罚的力度也不够大，对上市公司来说几乎接近于零，不会使他们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例如，近日监管当局对北京无线天利公司以及黑化股份的处罚，处罚结果为：“证监会决定对京天利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40万元罚款；对京天利董事长钱永耀给予警告，并处以合计60万元罚款。黑龙江证监局决定对黑化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黑化股份董事长隋继广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处罚金额均在100万以下，这种处罚的力度与效果值得探讨。

　　另外，我国对违规上市公司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处罚存在大片空白。甚至一些违规事件涉及到执法者。不排除一些执法者合伙作弊，使造假信息更具隐蔽性，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对比国外对上市公司造假处罚的力度，中国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等方面有待加强。】

　　美国《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规定，上市公司的主要高管必须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一旦财务报告存在违规不实之处，将按照证券欺诈罪被判处最高25年的徒刑，对犯有证券欺诈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分别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对违法的注册会计师可判处10年以下监禁或罚款。

　　而对于欺诈发行罪，我国刑法最高刑期为5年，罚金是募集资金的1%到5%，对犯有证券欺诈的个人罚金不足百万元。例如在2001年初安然公司造假案件中，对该公司罚款高达1.83亿美元，安然公司及其中介机构(安达信)被迫破产并主动赔偿20亿美元。涉案主要负责人也付出了不同程度刑事处罚的代价，其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 斯基林被判入狱24年。

　　在上市公司违规造假处罚事件频发的同时，股民等投资者的维权情况却很少见。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投资者有权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虚假陈述者赔偿其自身损失。而目前能作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唯一证据是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所以投资者只能等证监会处罚完，才能向司法部门起诉虚假陈述者并要求赔偿。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自身寻找证据相当困难，维权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权的人自然就少了。

　　【这种情况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针对目前上市公司造假与投资者维权“双不对称性”，中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已经趋于严格。】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在严密监控常见违规行为，在监控违规减持、业绩预告违规等问题的基础上，还加大了对并购重组信披违规、不当市值管理等近期多发的新型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上半年上证所共处理此类违规行为15件，并购重组违规的事后问责力度也在加大。

　　同时，证监会不断加码对并购重组的监管力度。仅在今年上半年，证监会就对88起案件作出处罚。继最严借壳新规之后，配套措施也在迅速跟进。借壳新规出台后一个月内，已有38家上市公司重组计划搁浅。(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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