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成立。图为工作人员悬挂庐山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旁是刚刚取下的星子县人民政府的牌子。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这些天，作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的李辉很忙，很多网站、报纸争相采访他。“这说明国人如今对像地名这样传承地方文化符号的东西更重视了。”在人民日报社编辑楼的咖啡厅坐定，李辉笑着解释。29年前，李辉写下《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反对将徽州改为黄山。今年4月，借全国开展第二次地名普查契机，李辉再次撰文《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引发黄山是否复名徽州的大讨论。

　　近年来，一些地方改名时有发生。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也改为播州区。同时，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山“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改名？为何要复名？相关社会学家表示，地方改名涉及复杂利益博弈，它不一定等于发展，政府决策应吸取专家和群众意见，减少改名导致的割裂传统等负面影响。

　　地方复名

　　利益纠葛还是赓续传统

　　“曾听某省民政厅干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台湾老兵让孩子回来寻根。孩子归来，却难以找到，原来这个地名早已消失。经过民政厅翻阅档案，才找到原来地名。这位老先生写信来感谢民政厅同志，并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标。’”

　　李辉说，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他，“中国人都有寻根观念，一个地方地名和当地文化、家族传统相连，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更是如此。”

　　早在1996年，李辉便呼吁将荆沙恢复为荆州，两年后，荆州地名恢复。2001年，李辉撰文《襄樊何故称襄阳》，推动襄阳复名。但由于襄樊这一名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整个更名过程持续了近10年。

　　对于襄阳复名得以实现的原因，李辉表示主要是当地政府的响应。“对于襄樊这两个字，尤其是当地政府到海外招商时，很多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不知道在哪里，对新地名没有认同感，这是襄阳复名成功的关键。”李辉说。

　　徽州更名黄山市已近30年，其复名意义何在？李辉认为，徽州区域性文化的丰富性在全国也十分少见，比如徽派建筑、徽墨、宣纸、徽商，都是历经千百年形成的。“如果这个地名能够恢复，对中国各地今后地名的稳定性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李辉说。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对此颇为赞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陆续被发现，被称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此外，研究徽州商帮、民俗等的徽学，已成为与敦煌学、藏学并立的中华文化三大显学之一。而这一切，是‘黄山’二字所不能包容的。”

　　近年来，安徽民间要求恢复徽州的声音一直很强烈，但当地政府的态度令人玩味。

　　今年4月，黄山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接受人民网安徽频道采访时表示，更改市级名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民政部门，将深入调研，尽早提出建议。而在2014年，该局回应《省长，我建议把黄山市改名为徽州市》的群众来信时则称：“黄山建市以来的发展成就表明，成立地级黄山市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行政区划改革和地方财税利益分配和使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是安徽省枞阳县人，他对本报记者表示，行政区划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后，复名“徽州”就不是简单恢复一个名字那么简单，而是涉及行政区划问题。不过他同时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地方改名

　　整合资源还是刮“复古风”

　　除了恢复地名，一些地方也在进行改名。

　　今年5月30日，江西省庐山市正式挂牌成立，当地民众争相来到市政府门前拍照留影。改名后的庐山市由江西省直辖、九江市代管，此次改名还涉及将原庐山区更名为九江市濂溪区、原星子县被撤销、其下的蓼花镇也更名为星子镇等。

　　为何要进行此次改名？九江市公布的数据显示，此前围绕着一座庐山，有庐山管理局(管理景区33.8%面积)、庐山区(管理景区28.6%面积)、星子县(管理景区33.1%面积)、九江县(管理景区4.5%面积)4家单位分割管理，导致“山上山下”不一样、“山南山北”不一样。

　　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庐山各界便开始了设市的动议。此次调整前，九江市各级政府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经过广泛调研，大多数老百姓都赞成设立庐山市。

　　九江市委书记杨伟东表示，换个“马甲”其实不简单，应该看长远。庐山设市后将努力做好“环庐山、大庐山、泛庐山”文章，实现“1＋1＞2”的效果。

　　除了统一资源和管理，算文化账也是一些地方改名、复名的动因。今年初，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改设播州区，并对相关镇进行改名。据介绍，播州一词从唐朝贞观十三年出现，到明万历二十八年结束使用，前后存在了960多年。

　　遵义县县委书记黄国宏说，新的播州区将从以往的“单打独斗”融入遵义全市发展的“大合唱”舞台，有利于遵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借传统文化、借依傍古人等进行“复古改名”的现象。例如鹿邑县欲改为“老子县”、水城县欲改为“夜郎市”，琅琊山“会峰阁”则在古装电视剧《琅琊榜》热播后悄然更名“琅琊阁”，一些地方更是为了“西门庆故里”之名争得面红耳赤。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表示，像涉及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相应的改名问题，政府决策应努力追求更加科学，多吸取专家和群众意见，避免给群众留下“关起门来决策”的“拍脑袋”印象。

　　陆益龙也认为，借古人、名人、名山大川等改名、复名，在短期看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但从一个地方的长期发展来看，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经济政策，找到地方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正途。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彭训文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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