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1月7日，快播案件庭审现场的辩护人席。该案被告人律师团队一共10位律师，与公诉人展开辩论。新京报记者 李飞 摄
百万人“围观”快播案庭审直播
海淀法院发布27条长微博全程播报案件庭审情况，累计阅读次数达3600余万次
新京报讯 (记者王巍)快播案的庭审程序已于前日结束，对这一热点案件审理的全程直播，也使得海淀法院的关注度在网络上“蹿红”。记者昨日通过走访，了解到海淀法院就直播此案所做的一系列工作。
直播总时长达到20余小时
新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1月5日，审理这起案件的北京海淀法院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庭审预告，并称将进行视频、图文、微博播报，同时上传了视频直播的网页链接。
据了解，1月7日、8日的庭审，海淀法院先后发布27条长微博对庭审全程进行播报，案件的话题页显示累计阅读次数达3600余万次。
同时，点击法院的微博，就能看到庭审的视频直播，直播随开庭、休庭同步进行，完整呈现了共五个阶段的庭审原貌，总时长达到20多个小时。直播期间累计有100余万人观看视频，最高时有4万人同时在线。
法律界人士肯定全程公开庭审
“程序正义必须是看得见的正义，这样的公开力度与社会关注程度，在以往的司法活动中是非常少见的”，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程序正义，就一定没有实体的公正。如果让包括诉讼参与者在内的公众都能够耳闻目睹、感同身受，从而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
法律界人士还表示，海淀法院此次全程公开庭审，让控辩双方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可以做到让程序在广大网民面前“晒太阳”，这不仅是对审判长掌握和驾驭庭审能力的自信，也是对司法公平公正这一理念的尊重和实践。
■ 追问
传播淫秽物品“不作为”是否能定罪？
前天，快播案的庭审程序已经进行完毕，但该案的热度在网络上仍旧不减。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该案是互联网高速发展过程中，企业责任、功能与社会定位在法律层面的一次“归位”。
那么，快播是否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就此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关注快播案件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
车浩说，在快播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方面，从犯罪的构成要件看，主要的焦点问题是，快播本身是否是传播淫秽视频的实施者？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结合快播案件，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要件本身是：传播行为成立与否。从刑法的角度看，传播分为“作为”和“不作为”。
“‘作为’很好理解，也就是行为人主动对外发布和提供淫秽视频，这一点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意见一致，快播并不是主动发布。那么在‘不作为’方面呢？快播的服务器可以缓存淫秽视频，公诉方的观点就是，其缓存后并没有清除，是一种放任和纵容淫秽视频传播的行为，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来传播淫秽视频”，车浩表示，对于这种“不作为”是否可以被认定是犯罪，庭审中控辩双方并没有就这个问题深入和展开辩论。
车浩认为，就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言，“不作为”的认定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快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按照法律规定，其有清除淫秽视频净化网络空间的义务，但这属于行政义务的范畴，一旦将这个义务上升到刑事方面的义务，就意味着对以经营生产为主要功能的企业提出净化网络空间的要求，其妥当性在法理上有诸多值得探讨之处。
但他同时表示，按照去年11月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他人传播淫秽信息要承担安全管理的义务。这应该算是刑法明确规定的一个作为义务。但是快播案案发《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快播案目前没有明确的入罪依据。因此，快播案的走向，最终还是看法院如何解释和界定作为义务的来源。
■ 对话
快播辩护人：对“新技术”不良影响应有预判
1月8日，持续两天的“快播案”庭审结束。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建议法院判处快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欣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辩护人则要求对王欣进行取保候审。法院将择期宣判。
“这个案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如果预判一个技术推出后，会造成某种不良社会效果，有关部门应该提前制定技术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快播CEO王欣的辩护律师赵志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新京报：案件庭审时，控辩双方的焦点是什么？
赵志军：程序、证据和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是否存在；还有法律适用问题：一个互联网技术提供者，有人利用其开发的工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新京报：但是确实有许多人利用快播观看淫秽视频。
赵志军：以现在的技术，播放器没法分辨一个视频是好是坏。
王欣如果明知道有人利用快播传播淫秽视频，而放任不管，那可以从道德上谴责他。事实上，快播公司也采取了行动，去屏蔽不良网站。
新京报：正如公诉人曾质问的一样，快播公司明知自己的技术在对视频传播的监管上存在缺陷。
赵志军：法无禁止即可为。快播的技术在推出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而且，快播也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它的技术也获得了国家专利。
如果快播软件在发布后，有关部门发现它存在某种问题，那也可以出台新的规定，比如由于快播软件有某种缺陷，会造成不良视频的传播，如快播公司不能解决技术缺陷，必须停止快播软件开发维护。
新京报：很多网友评价，控方和辩方的庭审表现很精彩。
赵志军：法庭能够对庭审过程进行直播，把这个受争议的案件展示在社会面前，我觉得这是司法公开的进步。
新京报：在你会见时，王欣精神状态怎么样？
赵志军：开庭前，我见了他很多次。他表现出一种无奈，或者前途未卜的状态。开庭三天前，我去见王欣，他不太乐观。不过他说技术无罪，让我一定要做无罪辩护。
新京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出判决结果？
赵志军：凭我的经验，这样的案子时间不会太短。一个月、两个月都有可能。
新京报：你觉得快播案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赵志军：我觉得这个案子在法律界、科技界、互联网界进行讨论，更有必要。这个案子涉及太多的技术问题了，如果能让法律界和科技界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价值更大。
新京报：具体来讲呢？
赵志军：我觉得能让社会更理性地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技术在推出的时候，有关部门是不是应当提前有一个预判，即这个技术推出后，会不会造成某种不良的社会效果。如果预判有，是不是可以提前采取措施，比如制定一些技术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尽量对互联网这种新兴产业发展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防范。再一个，这个案件是不是能够提醒立法者，立法不要太滞后。发现问题后，是不是能够及时地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规范它。
新京报记者 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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