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史三个重大问题
李 文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此，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
中国抗日战争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经历了14年艰难曲折的斗争。14年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前6年局部抗战主要发生在东北、华北及上海等地区，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先声和重要组成部分；后8年的全国抗战是前期局部抗战的延伸和发展，也是中国以举国之力全面抗击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战。学习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史，要着力抓住和深入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独立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这场关乎世界和平、人类命运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对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法西斯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等国际法西斯的泛滥而迅速崛起。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部法西斯正式形成，并极力煽动侵华战争狂热。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重点讨论侵华问题。会后，田中义一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上奏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日本右翼一些人试图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各方史实均证明《田中奏折》的出笼是确定无疑的。《田中奏折》露骨地表明了先攫取满蒙，再占领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构想，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1930年，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后，进一步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1931年，日本率先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当西方主要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实行妥协纵容政策时，中国人民高举反法西斯侵略的旗帜，奋起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独立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大规模战场。1937年，日本挑起七七事变，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法西斯的疯狂入侵，中国军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独立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国近5亿人口有4亿被卷入战争。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表现，它对世界产生了牵动全局乃至改变格局的影响，事实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中国始终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相当一部分海空军力量，牢牢地捆住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的持久抗战，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有力地支援了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迫使日军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有力地支援了美、英与日本作战；最终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东西对进、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中国的持久抗战不但为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而且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苏联元帅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战争，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日、意侵略者的重要保证。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但在世界东方率先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随着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苏、美、英、法为代表的国际力量与中国在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基础上逐步拉近了战略合作的距离。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与苏、美、英、法等同盟国的战略协调，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为取得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争后期，中国又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邻国的独立运动，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而且与同盟国并肩战斗，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创建联合国和巩固战后成果作出历史性贡献。
中国军民与各国军民一道，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在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除从物力上给中国大量援助外，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甚至直接派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在抗战中牺牲。1941年，陈纳德组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帮助中国空军同日军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对华军援。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白求恩医生、柯棣华医生和德国记者汉斯等人，为中国的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样，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与盟军协同作战，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后少有的沉重打击。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也为盟军收复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减轻了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
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并在战争中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变后，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以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动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号召、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视为崇高使命，身体力行、意志坚定、誓死赴难，充分发挥了先锋和模范作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连续通过了10多份文件，号召人民组织武装抗日。在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中国共产党仍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的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更是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对抗着约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战期间，延安作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和指导中心，是广大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从抗战实际出发，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积极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具政治组织力的先进政党，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捐弃前嫌，全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尤其是皖南事变，共产党始终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在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同时，全力维护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
明确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必须实行一条正确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战胜日本的十大救国纲领，并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还客观分析了所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特点，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勾画出全国持久抗战发展演变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尤其阐述了中国在战略相持阶段转弱为强的重要意义，并且指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光明前景。国民党也实行了适应全国抗战的一些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但过分强调“以空间换时间”，过分强调依赖外国列强干涉和外援，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不能充分发动和武装群众，没有看到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性，具有片面、消极的一面。
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格局。基于对中日双方优劣短长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创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中国人民抗日的前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策应，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战场连续作战的胜利，钳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抽调更多兵力转用于正面战场，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将主要作战力量用于敌后战场。在最初的两年中，敌后战场军民抗击了60%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作战1万余次，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1940年，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国民党内对日妥协倾向明显，中国抗战面临严峻考验，八路军主动发起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组织的战役级别的大规模战斗数十次，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
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造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是敌后抗战的基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创建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由一个个点逐步发展壮大，又相互联通成片，到抗战胜利时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压迫日军一步步向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龟缩。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开展了调整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的各项社会改革，将根据地建设成为军民一体的坚强堡垒，不仅在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顶住了日军持续严酷的“总力战”，战胜了日、伪、顽夹击造成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而且还逐步积蓄新的力量，为转入局部反攻创造条件。根据地也为建设新中国提供了丰富借鉴。
三、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军民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弥补装备上的劣势，缓解战场上的危机。而且，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和摧残，各种凶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残暴、最丑陋的黑暗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伤亡3500万人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社会团体自觉地组织起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全国各地工人群众以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他们不顾敌人的炮击和空袭开展生产，冒着生命危险，运送军队、军需和疏散难民及物资，组织救国团、救亡协会、抗战后援会等救国运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承担繁重劳役的情况下，为抗战提供大批粮食，保障了大量军需物资供应和战勤服务。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中国农民是抗战队伍的主要兵源，大批青年农民源源不断地参加抗日武装。广大爱国工商界人士加班加点组织生产，尽力满足军队和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捐钱捐物支援抗战，还推派代表慰问前线将士。许多工商界人士想方设法把企业的机器和物资转运到安全地带，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产。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爱国青年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广大妇女积极为抗日征募捐献、救济难民难童等，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根据地的妇女积极为抗日部队做服装、送公粮、运弹药，救护伤病员，送子送夫参军，侦察敌情和传递情报。很多妇女还直接参军参战，涌现了赵一曼、东北抗联“八女投江”等英雄人物和事迹。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民族离间阴谋，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紧密团结，一致对敌，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参加和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义勇军。著名的抗日英雄陈翰章、周保中、李红光等人，都是少数民族的优秀代表。全国抗战开始后，蒙古族的巾帼英雄——西公旗女王奇俊峰、东公旗额王的福晋巴云英、茂明安旗齐王的福晋额仁庆达赖，相继投身抗日阵营，率蒙军英勇杀敌，被尊称为抗战时期的3位“女王”。回族英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被誉为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海南岛的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组织农民自卫队等抗日武装，配合抗日部队作战；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侦察日军海上运输情况，并配合部队打击敌人的海上运输队。云南20多个少数民族的群众，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购买救国公债、捐献物资、缴纳军粮，支援抗战；出动大量人力修筑滇缅公路，保证了中国抗战时期一条重要国际交通线的开通。西藏的宗教领袖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通电全国，声讨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坚决主张抗日。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大规模募捐活动，到1944年8月，共捐献飞机154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山族、畲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斗争。不少香港和澳门同胞主动回国回乡参加抗日斗争，5万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
海外华侨出钱出力，以各种方式为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贡献。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以全欧华侨抗联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多个。67岁高龄的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慰劳团不远万里回国慰劳考察，鼓舞祖国军民的抗敌斗志，推动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潮。从1937年至1942年，海外华侨共捐献各种飞机217架。华侨捐献的大批卡车，为战时滇缅公路的运输提供了保障。各地华侨踊跃购买公债，且认购数额巨大，这些公债实际上大多等于无偿捐款。海外华侨战时的巨额侨汇，及时垫付和抵消了大量抗日军火进口所需资金。许多华侨还积极回国投资，对抗战后期政府严重“贫血”的财政经济起到了“输血”的作用。对战时急需的各种药品，华侨捐款购药或直接在国内外建立制药厂生产。全国抗战爆发后，部分华侨还回国参战。据统计，3913名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不分昼夜地忙碌在险峻的运输线上，1000余人献出了生命。美国华侨纷纷创办航空学校或航空学会，开展航空救国活动，至少有300多名美国华侨空勤人员受训后回国参战。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战时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大批华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仅东江纵队的归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就有1000多人。许多归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
中国人民在抗战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向苏、美、英、法等国提供了战时急需的大量农牧产品、矿产品等物资，积极支持和帮助了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在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艰难岁月里，还真诚地帮助受世界法西斯迫害的其他受害者。当时的上海曾接纳了约3万名犹太难民，其中就包括后来出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迈克·布卢门撒尔。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曾冒着极大风险为至少数千名犹太难民发放“救命”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法西斯魔掌，堪称“中国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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